【中國時報】──獻給遠行的林書揚 火燒島悲歌 (上)

2012-11-08 中國時報【楊渡】

午後的陽光,穿透落地大玻璃窗和深灰色的窗帘,像劍一般刺進來。時間流動,拉回三十多年前,大逮捕的年代,讀書會的青年,理想主義的青春,一個一個被逮捕,被禁錮,被涷結,在一個遙遠的燃燒的小島上……

1 被遺忘的人

「你來看看這一則新聞!」一九八二年初夏,徐代德先生拿著中國時報,指著一則小方塊,坐在我的前方。我點了一杯曼特寧,他常常點紅茶。

「這是兩天前的消息,我看到了。」我說:「三十年政治犯,老天,這是真的嗎?關三十幾年,進去二十歲,出來都五十幾歲。這太殘酷了!」

短短約三百字的新聞,報導立法委員洪昭男與蘇秋鎮質詢:二二八事件過了三十幾年了,為什麼現在還有一群政治犯,被關在牢裡,就算是無期徒刑,也該假釋了,為什麼還不釋放他們?警備總部的回答是:中華民國沒有這樣的政治犯,絕無此事。

「你相信這是真的嗎?」徐代德先生問。

「政府雖然否認了,可是我半信半疑。因為關三十幾年,太不人道了。這政府總不至於這樣無法無天吧?」我直率的說。

「就我所知,這是真的。」徐代德先生注視著我說:「如果有機會報導,有人可以採訪,你要不要試試看?」他用客家人口音,一字一句的說。

徐代德先生有一頭厚厚的假髮。因為腦瘤開過刀,他的頭上有一道頗大的傷口,所以他不是戴著假髮,就是戴著帽子,年紀大約五十幾歲,農家子弟出身的他,個性非常敦厚,臉色常常掛著溫柔的微笑。

一九八二年開始,我任職於《大地生活》雜誌,透過主編汪立峽的介紹,我相繼認識「老政治犯」這個群體。徐代德是其中之一,當年入獄時才高中畢業,參加了讀書會,被舉發入獄。入獄後反而讀了更多的書,把日文修得更為深入,出獄後,便靠翻譯維生。後來娶妻生子,妻子很是賢慧,在新莊開一間幼稚園,於是他專心翻譯寫作,兼當園長。剛剛大學畢業的我只知道政治犯是一群被壓抑的群體,熱心民主運動,出錢出力,犧牲奉獻。徐代德先生就是這樣的人,為我們寫稿不拿稿費,帶我們讀書分析問題,還常常找我去他家吃飯,鼓勵年輕人上進。

「如果有機會採訪到當事人,列出三十年政治犯的名單,政府就不能抵賴了。這是關鍵。」我毫不猶豫的說:「你能介紹這樣的人嗎?」

「你有這個勇氣嗎?這是很大的禁忌。壓力可能很大,而且要保密。」徐代德先生說。

「我不會怕,我會很小心,保守秘密,不會傷害到什麼人。但是,要能找到這樣的人。」我說。

「好。有一個關了很久的政治犯,非常了解裡面的情況。讓他來告訴你吧。」他隨即說:「他們被陷害過,非常小心謹慎,不輕易和人接觸。我先去問一問,他如果答應,我再來通知你。」

2 老母親的眼睛

五天後,徐代德先生不預期的來找我,為了避免辦公室被竊聽,我們去外面的咖啡館。他給了我一個電話,說:「這個盧先生,在火燒島關了二十四年,長期關在一起,他了解每一個三十年政治犯的情況。你去找他談。聯絡辦法是先打公共電話,見面再談。」幾天後,我在盧兆麟先生的辦公室見到了他。

那是一家頗為知名的民間企業,他擔任財務方面的工作。他並未和我出去外面的咖啡館,而是在辦公室外的會客大堂裡。空空蕩蕩的空間,寬寬大大的沙發,我看他抬頭望去的眼神,沉靜而機警,猜想他應該是為了可以望見四方有沒有人走動,以避免被監聽吧。

雖然談的是如此敏感機密的事,盧兆麟先生並不激動,他沉靜淡然,喁喁細談,有如說著平常的事:「現在先給你看一下名單,等一下再請你問問題。這一位是關最久的林書揚,他是麻豆案進去的……。」他指著名字,一個一個說下去。

空蕩蕩的企業總部會客大堂裡,頓時空氣凝結,午後的陽光,穿透落地大玻璃窗和深灰色的窗帘,像劍一般刺進來。時間流動,拉回三十多年前,大逮捕的年代,讀書會的青年,理想主義的青春,一個一個被逮捕,被禁錮,被涷結,在一個遙遠的燃燒的小島上。

我曾聽作家楊逵說過,當年剛剛關進火燒島的時候,它是一個開放的空間,只有少數的居民、綠色的野生植物,以及環繞四邊的海洋。後來當局要他們像苦力一樣的四處開鑿石塊,搬回來,再用這石頭蓋起來,一日一日,圍起監獄的圍牆,最後,把自己關在裡面。

這樣的日子,他們過了三十幾年。除了他的家人還會惦念,甚至已經被台灣社會所遺忘,他們的存在,甚至被政府拒絕承認。

「當年進去的時候,還是高中剛剛畢業的年輕人,三十年在裡面,如今五、六十歲,各種病痛纏身了。像這一位,有高血壓。這一位,有慢性胃病;還有這一位,精神已經有點問題了……。」

會客大堂太大?冷氣太強?夏日的午後太遙遠了?還是故事太冷血了?我只感覺全身寒冷。

「那麼,有沒有什麼人的家屬,他們還在等待,等待孩子回來。我可以去採訪,我想,應該要寫一寫家屬的心情吧。」我說。

「那麼,你得等我一下,等我聯繫好了,再通知你。他們會怕,怕是有人再去陷害他們。」

「已經那麼悲慘了,還能怎麼去陷害?」我有點訝異。

「五○年代那時候,有些情治人員或者騙子,騙他們說可以幫忙脫罪,騙了家屬許多錢,有些家庭為了孩子,賣地賣房,傾家蕩產,最後都沒用。他們怕到骨子裡了……。」這悲哀至極的事,盧兆麟先生以淡淡的口氣說出來,讓我更為驚心動魄。

「我先去打一聲招呼吧。」他說。

政治犯謝秋臨的母親住在台中市三民路一帶的小巷子裡,一間低矮的平房。門前種了一些花樹,低低的屋簷,一層層木板釘起來的外牆面,細長型的屋子,只有很小的客廳,入門處正中央供著神明祖先的牌位前有一桌子,是祭拜、餐桌兼待客之用。謝媽媽七十幾歲了,矮小的身子,謙卑的溫柔的眼神,像極了我的阿嬤。直到這時,我才驚覺三十年政治犯應該與我的父親年齡相仿,而眼前的老老的阿嬤般的人,卻是等待了、望穿了三十幾年的母親;等待了一生的眼睛,竟是如此溫柔,如此沉靜的憂傷。

她並不特別怨嘆,只是悠悠的說,當年那孩子從小愛讀書,讀了台中一中(我的母校),像很多孩子一樣,喜歡打野球,就參加了野球隊。有一天參加野球隊的活動,不知道為什麼,就和其它的幾個隊員一起被抓了。後來聽說是因為參加讀書會,但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。老母親拿著他年輕時候的照片,一個戴著帽子的高中生,微笑的面容,青春無畏的眼睛異常清澈的望著前方,彷彿天地都會被照亮。然而再沒現在的照片了。他的生命停留在歷史的一瞬,未曾歸來。

報導寫成兩個部份,一份名單,條列式的寫著姓名、年齡、入獄案由、現在身體狀況。另一則報導寫著母親的心。為了怕報導被查封,我特地在打字過程中,努力保密,同時把製作好的版面,保留一份,交給當時《八十年代》的主編司馬文武,如果我們被全面查封,他們可以接力刊登。

刊登這一則報導後,雜誌因為常常遭查禁而停刊了。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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